《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学习心得
• 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就是说，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但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而）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它的通俗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热情，它的道德上的核准，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
• 宗教把人的本质变成了幻想的现实性，因为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籍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粗浅的理解：“人的本质没有真实的现实性”，因为关于人的本质似乎只能通过哲学家们的思辩话语来表达，并“给出答案”，而不能由人们通过自己的生活本身来直观。）
•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的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
（粗浅的理解：现如今关于宗教的主流思想很反感马克思提到“鸦片”的这句话，这句话，在许多希望弘扬宗教精神的论者那里，已经成为一个“对宗教采取粗暴简单方式”的经典反面。但不知他们是如何理解马克思的这段话以及整个这篇文章）
• 废除作为人民的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的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世界—宗教是它的灵光圈—的批判的胚胎。
（对宗教的批判只是对苦难的现实世界的批判的开始，还不是后者本身。开始了的宗教批判也可能只是走向并止步于费尔巴哈，例如，费尔巴哈就只是提出一种“好的宗教”即“爱的宗教”。批判影子只是为了树立一种好一些的影子。
马克思这段话，并不是要像反宗教激进分子那样去“废除”宗教。马克思在思想发展中已经超越了这种试图去废除“影子”的努力或者焦虑。如果宗教是“影子”，那么任务就是找出那个“正身”。马克思这时（1843年底-1844年初）已经不再为“宗教问题”焦虑，不再为“影子”而焦虑。而今天我们那些发现中国的道德成问题的原因之一乃“没有真正的宗教”的人们，还在为此焦虑。他们甚至在逻辑上还落后于青年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认为问题在于批判“影子”，而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则认为任务在于建构“影子”，即在例如“儒教”（被认为是没有真正成型的半宗教）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宗教。明确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并不多，含糊地意向于此的人却并不少。例如，近二十多年来，激愤地对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这句话进行指责，曾经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时髦。）
• 宗教批判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但并不是要人依旧带上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籍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们，伸手摘去真实的花朵。宗教批判使人摆脱了幻想，使人能够作为摆脱了幻想、具有理性的人来思想，来行动，来建立自己的现实性；使他能够围绕自身和自己现实的太阳旋转。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当人还没有开始围绕自身旋转以前，它总围绕着人而旋转。
（在黑暗中的人并不能通过宗教为自己建立现实的或真实的太阳。人自身怎么样，他（她）的宗教就怎么样。）
• 因此，彼岸世界的真理（即通过宗教来“启示”的真理，即“天启真理”，即教义）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不回避现实的哪怕最敏感的社会矛盾，去认识现实的人本身，在现实中探索“使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的道路和方法）。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从此，马克思不再（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焦虑于宗教，而转向社会研究，转向现实的资本主义关系的批判）
• 在导言的后面将要进行的探讨（也是对这项工作的一点贡献）开始并不是针对原本，而是针对副本—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这一探讨是从德国开始的。
• 如果想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当的方式—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要犯时代错误。甚至对于我国政治现状的否定，也都成了现代各国的历史储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即使我否定了敷粉的发辫，我还是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辫打交道。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制度，但按法国的年代来说，我也不会是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现代的焦点了。
• （这是指出对现实德国的“批判”虽然是必须的，却是落后于整个欧洲的进程的。在德国对封建和宗教的批判，在英法都已经是完成过的历史任务。）
• 有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性的鞭子—的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
（中国今天有一些人也在以不同方式咒骂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他们应该从马克思的这种体会中体会到一些历史的辩证法）
• 应当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加沉重……。这样才能实现德国人民的不可抗拒的要求，而各国人民的要求的本身则是这些要求得以满足的决定性的原因。
（这实际上就是让那种必将为德国带来痛苦的资本主义压迫来得更加猛烈些，才能“让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受到封建势力诅咒的资本主义，虽然带来新的压迫，却是德国进步的条件。参见《共产党宣言》对“封建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也参见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文集中的主要观点：能动性的成熟度是革命的主观条件，他感叹欧洲怎么就没有了这种条件，却没有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角度：老牌资本主义宗主国与新旧殖民地的关系缓解着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国家用来自殖民地的超额利润收买本国工人贵族，从而分裂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联合的看法）；卢卡奇的那些思想部分来自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但卢卡奇没有真正理解到，“阶级意识”的成熟恰恰与社会现实矛盾的成熟构成为一个一元的整体。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只是“主观性”，也是“客观性”。）
• 当旧制度还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世界权利，自由反而是个别人偶然产生的思想的时候，换句话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
• （相反）……现代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世界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喜剧。……（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为了人类能够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因为已经对它完全认识，悲剧只意味着还没有理解，而喜剧只是在不再感到未知的恐怖的时候才可能），我们现在为德国当局争取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
(借助于语言以及通过语言实现的越来越大的思维自由，人类可以总结经验，达到对自然和人类自身状态的更加全面的理解。越来越摆脱特定生产方式的局限以及在这种局限基础上的人与人的对立、人与异化的“社会/集体”的对立，那种以往只能通过悲剧性的暴力征服达到的社会平衡，将越来越通过虚拟的方式，在发生着这种对立的人们之间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得到解决（也许还是需要武力作为后盾，但那只是威慑罢了，在谈判成功后，武器将和平地卖掉，或者—在更发达的阶段—放入博物馆），也就是在思维中得到解决，从而在现实中以和平的方式达到社会平衡。通过思维完成的冲突具有喜剧性质，乃因为原来由暴力造成现实恐怖（流血/丧命），在这里只不过是思维中发生的博弈（游戏）罢了。民主的谈判/协商，将成为社会进化的主要途径。思维不再是意识形态丛生的地方，因为人们不再需要把思维作为生存斗争的武器，而是作为社会协作的工具。思维也就不再具有神秘的性质，它将真正地实现为社会人的实践方式。普遍思维着的现实和普遍现实的思维将成为可能。而在人与人相互对立的历史中，由于思维总是需要掩盖自己的真正目的，特别由于统治者对这种性质的思维的需要，思维总是具有虚幻和非现实的特性。
“和平长入”的历史可能性，已经在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中获得了最初的方法论，所以严格说来，“和平长入”的观点，并非完全是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发明，或者说不完全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发明。
即便如此，即便历史进化将越来越通过思维博弈来实现，在游戏中发生争执乃至打架也是可能的。）
• ……所以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这些国家在理论上反对的，而且依旧当作锁链来忍受的陈旧的腐朽的制度，在德国却被当作美好未来的初生朝霞而受到欢迎，这个美好的未来刚从狡猾的理论过渡到最无耻的实践。
• （行将完结的事物，例如保护关税，贸易限制，国民经济学）
• （狡猾，listige，与李斯特(list）同音，这个双关语游戏用来顺便涮一涮“国民经济学”家李斯特）
（历史再次表现惊人的相似。那些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中发生过的，今天中国再次以“中国特色”发生着。体现为中国今天历史进程中的各种各样的“慢半拍”的实例真是太多了。简单一例：当中国正在兴起“减员增效”，卸掉国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包袱的时候，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通过“人道主义管理学”改变“现代企业制度”的传统性质，即把人的活动物化的性质。主要由跨国集团（在社会民主力量的有效压力下）施行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正在全球范围内走向制度化，并且开始具有“国际法”的地位。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逼迫着原来以利润为核心和唯一责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把一件件（越来越多）“社会责任”扛到肩上。这些责任包括环保，食品安全，也包括进一步的劳动保护等等。[网上可以方便地找到“企业社会责任”条例内容]。
中国的外向型企业今天也不得不开始贯彻“企业社会责任”，但却是以一种完全被动的姿态，如果不是关系到“出口创汇”的利益，政府也不会关心什么“社会责任”的。这里的确具有讽刺喜剧的色彩。社会主义中国，却受到来自资本主义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压力，并且把它当作外来的异己物：嗯，这东西碍手碍脚（“碍手”，例如影响了利润；“碍脚”，例如减少了回扣）！而属于中国社会主义在管理学上的发明创新的“三结合（工人/技术员/干部）”管理方式的尝试，却被日本人从中国人的垃圾坑中刨出来，拾掇拾掇拿来用在“丰田管理”上了。当然，它进入现代人道主义管理学潮流中，也是会经过现代资本主义的改造才行的。戴明管理法，就是把日本的多少得益于日本的封建因素、以“终身年薪制”为核心的管理方式，介绍到美国而得以出名的。但是它只有与美国的“人道主义管理学”结合才能发挥作用，而“人道主义管理学”潮流的真正根源还是在于社会化的现代生产条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
不过，这种矛盾，在早年以血腥的血汗工厂和经济大萧条以及战争表现，现在却以学术领先的方式（人道主义管理学似乎是学院的“发明”）表现，悲剧转化为喜剧。）
• 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控制；在德国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家的控制。因此，在法国和英国是消灭已经发展到最大限度的独占；在德国，却是把独占发展到最大限度。那里，正在解决的问题；这里，矛盾才被提出。……我们（德国）的历史正像一个笨拙的新兵，只会重复旧的操练一样，……
（我们在这里姑且不谈马克思这里低估了“独占”继续发展的空间）
（马克思语言风格中的对称语句，并不完全是修辞，而是有实在内容的。这可能反映的是一种客观规律。客观世界（包括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对称性质的，包括空间上的对称和时间上的对称。空间上的对称，例如“社会对财富的控制”与“财富对社会的控制”；时间上的对称，例如“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但是却分别以悲剧和喜剧的方式表现）。